传递科学圣火

百多位院士共同完成同一项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1998年6月，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的1000多名院士同时收到了一封约稿信——“请科学家为21世纪写科普书”，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176名院士经过深思熟虑，签订了175本书的写作出版协议，由此，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作者层次最高的科普出版工程——《院士科普书系》开始了它艰辛的创作历程。

而今，当《院士科普书系》首辑25本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很难说清这一本本科普小册子究竟蕴含了科学家们多少艰苦的思考与劳作，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深切感知的是他们内心那份令人敬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民族昌盛的强烈企盼。

可以想见，院士们的科普创作何等艰难，因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写科普是一个新课题。难怪在《院士科普书系》启动之初，不少人表露了类似的忧虑：高深莫测的院士能写好科普这样的“小书”吗？而事实上，这也是院士们最感焦虑的问题。写惯了学术论文，说惯了专业术语，一下子要把那些艰深的科学知识写得生动有趣又有文采，这的确让这些大科学家们颇费心机。

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至今已出版过10本中英文著作，但此次在撰写《来自微观世界的新概念——单分子科学与技术》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怎样更直观地让读者认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子和分子呢？为此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并发动学生收集了大量资料和基本数据。对科学家而言，比喻不是他们惯用的写作手法，但这次，白春礼却想尽办法，尽可能多地用一些比喻。他说，比喻可以帮助读者获得直观印象，但同时比喻大多不够准确，如何使科学的严谨与贴切的比喻结合得更好，是很难的一件事。他深有体会地说，现在才知道，写科普太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写科技著作更难。

作为国内外著名的水电专家和坝工权威，74岁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为他的书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千秋功罪话水坝》。但他是这样开篇的：“‘巡天遥看一千河’，茫茫无垠的宇宙中，存在着无数个星系。……是什么因素使地球这颗毫不起眼的星球孕育出智慧生物和灿烂文明？当然，有利条件是很多的……但我们千万别忘记另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它拥有大量的水……人类这样离不开水，水的问题却是如此复杂……人们就被迫要对水进行探索、研究、利用和控制，这样就逐渐出现和发展了一门学科——水利学科。为了要兴水利、除水害而修建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就叫水工建筑物或水工结构。这本小册子要介绍的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水工建筑物——水坝。”看似平易的叙述，却是潘家铮院士长久思考的结果。他说，我讲的是传统学科，吸引读者的难度更大；同时，现在很多人的水利知识极度匮乏，我想通过我的叙述，使读者感到，水及水利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在潘家铮的这本书中，水坝的分类、怎样修筑水坝等专业知识完全融入到了古往今来关于水坝的故事和事件中，而这恰恰是潘家铮独具匠心之处。他认为，任何一项工程技术发展到今天，对社会的影响已不完全是技术本身，他希望通过围绕水坝发生的故事，体现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88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裘维蕃长期从事生物学研究，他以自己多年的积累写出了《菌物世界漫游》。菌物世界趣味盎然、五彩缤纷，但如果从生物学角度介绍菌物，恐怕一般人很难接受。写作之初，裘维蕃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选定从大家都认识的蘑菇讲起，并搜集了各种图片加以说明。据担任该书责任编辑的清华大学出版社杨爱臣介绍，裘维蕃是在病中完成此书的，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书中的108张图片每一张都要亲自过目。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在科普创作中，院士们依然保持了他们所固有的严谨的科学态度。

现任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讲座教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以自己20多年的研究与助手一同写成了《21世纪的绿色交通工具——电动车》，书稿经作者的学生、朋友及编辑的多次阅读后进行了七八次修改，5月17日终于定稿，并出了胶片。负责该书出版的清华大学出版社为谨慎起见，在把清样寄给其助手的同时，又以特快专递寄给陈清泉一份。而此时，陈清泉刚刚从欧洲巡回演讲返港，马上要飞赴澳大利亚讲学。他完全可以不再通读书稿，但他还是推迟了行期，与学生一起连夜加班。修改了书稿中一些已经过时的内容，加入了混合式电动车和燃料电池电动车方面的研究新进展。责任编辑宋成斌用“恳求”二字向记者形容陈清泉当时的恳切之情，陈清泉是这样说的：“我不能把落后的知识告诉读者，如果有什么损失，一切由我来承担。”

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身患癌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德，他撰写的《坐飞机去——现代民用运输航空》介绍了大量民用航空知识，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形象地了解机场、飞机，他在书中加入了100多张绘图。考虑到图表制作的精细与否将直接影响该书的准确性，他甚至在出版社百般推辞的情况下，自己出资2000元，作为制图费，以确保图表质量。

记者在清华大学出版社还看到一份关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生态控制系统工程学导论》的书稿加工报告，这是该书责任编辑在今年2月1日向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关君蔚提出的7点修改意见。关君蔚是我国水土保持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今年已经83岁了。老人是最早交稿的作者之一，但在定稿之前，像这样较大的修改已进行了多次，仅他自己骑车到出版社与编辑谈论修改意见就不下20余次。每一次，他都极认真地做记录。书稿最终确定后，老人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没想到为了这本小书，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几次推倒重来，尤其是这最后一次，确是经过了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面对付印新稿，朽木得雕，欣慰无似。

对于科普工作而言，普及科学知识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在全民族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这是在记者的采访中被众多院士反复提及的。他们希望自己在讲解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扬一种精神，一种能够使我们民族彻底摆脱愚昧、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的精神。而事实上，当院士们以令人感动的热情投入到科普事业中时，他们自身所充溢的那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又何尝不是全民族的财富？

作为《院士科普书系》的总责任编辑之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宋成斌与许多院士有了较为深入的交往，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么多院士不为名不为利地为科普事业花费这么大的心血，实在让人感动。他们把这件事当作一项课题来完成，而且说，一次写不好，可以改，直到写好为止。”杨爱臣也说，“院士们德高望重，我们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与他们交往的，他们反过来又特别平易、亲切，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编书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他们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使人获益匪浅。”

许多事让编辑们至今难以忘怀——

虽为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对编辑的约请却格外认真。一次约在中科院化学所，约定的时间过了一会儿，编辑接到了他从车上焦急地打来电话：“路上堵车，请稍候。”等他满头大汗地赶到后，又马上拿起笔记录起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弄得编辑颇感不安。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高峰多年关注产业发展，此次他放弃本行——通信技术与管理，应《院士科普书系》编委会之邀写出了《产业大观》。讲产业，离不开各种数据，为了搜集大量最新数据，他亲自跑图书馆、资料室，钻书店，平时时间紧，“五·一”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最终整理完书稿。

撰写《消除血肉之灾——创伤防治》一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为写好这本科普小册子，专门组织了一个创作集体。编辑说，翻开这本书，第一页是书名，第二页就是一个20多人的作者名单，全是教授。这么多科学家为这样一部“小书”忙碌，实在难以想象。

在《院士科普书系》的创作中，也发生了因属名问题而引起的争执，但争的是谁的名字属在后面。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撰写了《从绿叶到激光光盘——颜色与化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渭康就曾经为了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而多番努力。

科普事业牵动着许许多多院士的心，已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宋鸿钊的最后岁月就是在写作《妇女保健》一书中度过的。而对于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来说，写作《院士科普书系》更是他未了的心愿。他在病中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写作助手常甲辰时，还认真地说：“我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人造小太阳》你一定要写出来。”如今，可以告慰王老的是，《人造小太阳》作为《院士科普书系》第二辑中的一本，将于近期出版。